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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里曼丹与北加革命》(连载七)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2-05-07 点击数: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乌有之乡,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以拉赫曼为首的联盟政府,悍然投入英美阵营,在国内采取反人民政策。他们引援内安法令和庞大的暴力机构,惨无人道地人民的斗争。特别是汶莱人民12.8武装起义之后,更是肆无忌惮的进行大扫荡、大逮捕。1962年12月11日至16日,在砂罗越各地第一次大逮捕行动中,共有48位在工、农、学、政、商等各界的领袖,积极分子与成员琅铛入狱。从此以后,这种恣意逮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不断升温升级,并形成了强大的监狱斗争战线和坚不易摧的革命堡垒。

  我们被拘留的政治拘留者,最初被关押在各省的监狱里,随后就被断断续续押到古晋三角坡中央监狱,大部分集中在楼上,楼下归女拘留者。

  (1)1964年5月13日,王仰仁跟另三位同志在泗里街被扑。敌人马上用直升机把他载到古晋、押入暗房。敌人不断进行严刑拷打和疲劳审讯,使用卑鄙的政治欺骗。施以金钱、物质、美女的诱惑,都不能丝毫动摇王仰仁坚定的立场和改变他为革命为人民的红心。在35天的残酷迫害与折磨中,打得他遍体鳞伤,指甲被拔掉,肋骨被打断,最后我们最可敬的王仰仁烈士活活被敌人打死!

  (2)1964年4月8日,邱善尧在泗里街被捕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全身浮肿,随后又患上了胃病。虽有看反动医生,却说“没有病”,随便开了一些普通药品敷衍了事。随后又移关押马来亚华都牙也拘留营,反动当局根本没有进行医疗,邱同志被病魔折磨到骨瘦如柴,胃癌恶化,终于在1966年初被夺去了宝贝的生命。

  无味,他给反动医生看,说:没有病“。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王同志已骨瘦如柴,经常昏倒。后检查出是罹患白血球过多症,营方还是只给一些普通止痛药片服食。为了拯救我们同志的生命.牢内开展了1968年6.6无限期绝食斗争,逼使敌人释放了王同志。释放后,敌人又故意拖延他去中国医病,直到病入膏盲,才发他出境准字。但已太迟了,王同志抵达中国广州不久,1969年初就逝世在医院。

  在一次搜查中,G座的张石源同志无缘无故地遭到数十名狱卒的围攻。黄仁生同志为了抢救同志,也同样遭到一顿毒打。张炳坤和郑荣见义勇为,在抢救这两位同志当中,也遭到敌人的拳捶脚踢。随后,这些法西斯暴徒又强押一部分同志到石灰牢里去进行殴打,以小刀进行恐吓,强迫去嗅他们的臭皮鞋。在这次殴打中,张石源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郑荣被打得昏厥过去。

  所谓“隔离室”(Segregation Cell)又称“石灰屋”,这房间面积8尺x8尺。房间是密封的,只有一个1方尺的小窗,房门是用坚固的厚红木造成的,平常是关著。房内除了一张被、一个枕头、一个尿桶,其他什么都没有,一天24小时的单独监禁,除了大便和冲凉,其余的时间都在小房间内。而且头一两个星期,吃的是面包和腐坏的咸鱼。每星期会见家属一次,以及写信、看报和看电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环境关上一年半载,精神不错乱才怪。其中一次,詹世林与他座战友招一下手,却要被押去隔离室处罚。赵松胜和陈宗明作为代表向当局要求放人,却被押去隔离室要个别监禁一年半。

  所谓“暗房”,是在集中营以外的,是政治部专门用各种各样恶毒卑鄙的手段进行榨取情报的秘密地方,比在营内隔离室所面对的考验更为尖锐严峻。有的牢内同志形容:“如果说监牢是人间的地狱,那末暗房就是地狱里的酷刑场”。15年来有许多同志被关进了惨无人道、暗无天日的“暗房”,黄冠俊、何君灿、兰万成、林永伦、丘恒山、杨传兴、郑炳才、刘意礼、陆盛同、丘立诚、倪可文、陈李森、沈瑞娇等等同志都被押进“暗房”,受尽了折磨和迫害。王仰仁同志就是活活被打死在“暗房”。

  押进暗房,短则最少1个月,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之久。在单独监禁过程,政治部轮流对我们进行几天几夜不许睡觉的连续审问。在拷问时,被拷问者被迫脱个精光,身上还泼了水,冷气机吹袭,冷得牙齿直打架。有时要你坐在冰块上,冷冻得全身麻木僵硬。有时倒吊在架上,手触不到地,还吊着打,一边打一边审讯。他们动不动就拳击脚踢,特别常像打沙包那样打我们的肚子,表面上看不出受伤的痕迹,肚里面却可能是重伤了。有时他们揪着头发,碰墙撞壁,有时夹我们的手指,刺我们的指尖,扯脱我们的指甲,还强迫和喝尿。女性拘留者也不例外,甚至把她们剥得赤条条地,用卑鄙、下流、无耻的行为羞辱她们。

  每隔几星期或2、3个月,监狱当局一定要进行一次破坏性和挑衅性的所谓“搜查”。在搜查过程,在我们的住宿处进行彻底的搜查,任意破坏一些东西,衣服等散满地,肆意拿走我们的很多东西,如文件夹、乐器、习作簿、语文练习簿、药品、报纸和日用品等。这些“强盗式的打抢”,搜查时有的官员与看守的态度非常恶劣与具有挑衅性,他们用语言任意侮辱和嘲笑我们。倘使我们表示抗议,和向对方要回给拿走的东西,他们就轻率地拒绝,甚至我们还会受到处罚或隔离。这样经常的搜查使我们生活和心情非常不安与痛苦。

  在饮食方面待遇恶劣,配给的青菜不新鲜,有的鱼没有破肚就放进去煮,有的咸鱼发臭生虫了,肉类是最恶劣的,有的韧得无法吃,有的饭中渗有细沙。家属拿来的东西受到严格限制,有时遭到拒绝,被允许拿进去的罐头,有时被开掉,也不准煮,只能用不够热的水温了勉强下口。有时,鸡、鸭、高丽参等经过狱卒的手时,到同志们的手里,所剩无几了。

  同志们由于长期受到肉体折磨与精神虐待,加上物质待遇恶劣,医药照顾极差,同志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每次去找那些所谓“医生”不过跟反动派一鼻孔出气,无视同志们的病况,更常马虎乱开药方,不然就是拖拉,使同志们遭到更多不必要的痛苦。男同志去看病,时常遭到无辜受骂,甚至拒绝检查。女同志则给予不少侮辱,甚至不必要的脱衣服检查。

  在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下,政治拘留者被剥夺了公民应享有的在公开法庭接受审讯及为本身弁护的基本民主权利,我们不经审讯被扣留的限期是两年。因此,每两年拘留者限期满后,就得到营方办事处去问话。假使你“不放下思想”,“不跟政府合作”,他们将会再发一张2年的扣留准字给你。他们以无限期的扣留,妄图长期的迫害与虐待,来磨掉我们的革命意志与瓦解我们的革命思想。在“和平”行动之前,许多同志都把坚持斗争、做穿牢底为荣,他们经历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在斗争条件与环境极为艰难险恶的监狱里,如果没有建立健全的联系统一的中心领导,就不能达到“五个统一”,就不能坚强有力地跟反动派及其走狗作斗争,以及巩固与发展自己。为达此目的,我们以省为组织单位,然后从各省派出代表产生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这个小组是秘密的,是牢内的最高领导小组。这个领导核心小组的主要领导人是黄冠俊,他也是第三省的代表,组员有第二省的代表陈宗明,第一省的代表田文和第四省的代表雷皓明。1966年马来亚回来后,撤掉雷皓明,改由陈宗明兼负第四省拘留者的领导工作。由于调动关系,领导小组不能全在同座,根据需要后增加了丘恒山,兰万成等。负责女牢的领导人是曾梅花、谢细妹,后来蔡银娥等也加入。公开的狱中代表是陈宗明与赵松胜。

  关于牢内对敌斗争的政策:(1)不主动、轻易地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但若是敌人胆敢疯狂地迫害,我们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采取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2)开展适当的斗争,以维护过去斗争所取得果实,改善生活物质条件。今后对敌人的迫害行动,如搜查、石灰牢处罚等等,应适当开展各种形式的非暴力的斗争以阻碍敌人政策的推行,并向牢外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在牢内组织建设过程,提出了“提高牢内的组织形式,反对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跟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作坚决斗争。在经过几场轰轰烈烈的绝食斗争胜利,牢内领导小组逐步在同志们中建立了威信,加上当时武装斗争正迅速蓬勃的开展,牢内外取得联系。我们又决定开展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打破了省的界线,削弱了宗派主义与山头主义,纠正了许多错误思想,为在牢内建立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6)团结教育在营内作杂工的工人和炊事的刑事犯。牢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工作。尽管他们原本是敌人雇用来对付我们的,但为数300多名的狱卒的绝大多数是工农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也是受剥削与压迫的,大多数狱卒并不很敌视我们,少数还会同情我们。由于长期我们执行争取团结教育狱卒的政策,敌人也发现到,为了破坏我们同狱卒的关系,敌人常恐吓和处罚狱卒,把好的狱卒调走,把不好的调来,有的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许他们到牢内工作,不许他们自由进出营内。

  经过长期坚持的统一战线工作后,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我们争取到了少数的狱卒,并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争取到一些的集中营里煮食的刑事犯,通过他们的帮助,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首次把牢内各座联络起来,使牢内各座有了统一的领导。我们也争取了家属与牢外一些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与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牢内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里能胜利地发动四场无限期斗争和无数次的有限期的绝食斗争,这跟我们长期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牢内的政治拘留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对现实不满和有要求改革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好时,他们可以积极热情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但是,他们也有弱点一面,特别是革命形势不好时,本身又面对较大困难与危险,跟个人主义有较大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革命立场就可能动摇、走向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组织的思想教育工作则成了同志们更好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立场,决心坐穿牢底以及准备冲出牢门与牢外会师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

  在牢内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首先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发动大家学习著作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我们以张思德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白求恩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的“不怕山高困难多,每天挖山不止”的精神,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和斗争的力量源泉。我们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我们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通过学习,进行探讨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思想革命化。其次,在学用《老三篇》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破私立公,“二不怕”和自我革命等运动。就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例,在牢内为了创设条件体验与锻炼“苦”与“死”,有的战友赤着身子睡在洋灰上,有的饿着肚子不吃东西,有的洋灰水沟边匍匐爬行,有的在炎日暴晒下举重物跑个不停,有的在盛满水的电油桶浸三五个钟头,有的睡厕所,有的坚持三四个晚上不睡,有的种菜浇肥用手去搅大便,有的抓日本螺吃。通过这样的运动,触及大家的灵魂深处,激励大家的思想改造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再次,我们发动了一场牢内思想整风运动,以著作,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作为理论标准,探讨与批判当时牢内以省为单位的宗派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左”右倾思想,使牢内在新基础达到新的团结,实现了牢内的统一领导,并为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公开方面,我们有开办语文学习班,学习巫文、英文、华文。我们购有一套丛书,如《哲学初步》、《社会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学习文化跟掌握知识和理论观点结合起来。通常只要有一本好书传出去,大家都争着用手抄起来,甚至有的躲在厕所抄到凌晨两、三点。还有一部分战友参加报读英国剑桥九号文凭考试、建筑学和新闻学等的函授课程。

  政治思想的学习是主要学习的内容。初期,什么资料都没有,靠大家的记忆,把各自在外边所学的编写凑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后来牢外有传进一些资料与文件,学习内容就更丰富了,大家不时举行座谈会和弁论会。牢内也曾出版过两、三期的手抄季刊《铁窗烈火》。难友中拥有一本叫《LAQUESTION》-《拷向》的英文书。

  1967年,通过斗争,政治拘留者争取到可以拥有乐器。从此,口琴、笛子、二胡、吉打、小提琴、手风琴在营房内响起了交响音乐,抒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和战斗进行曲。我们还有歌唱班,练唱革命歌曲、文艺歌曲和民间歌谣等。中国文革时期,还掀起大唱语录歌,连狱卒也会跟着哼“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女座办有舞蹈班,男座练武术和舞狮。春节到来之际,大家纷纷呈现各项节目:舞蹈、歌曲、诗歌、话剧、乐器演奏、相声、快版洋溢着节日的热闹快乐的气息。

  1967年2月,华人新年才过10多天,反动当局又耍分而而治之的花招,把A座百名战友移到G座。在A座时,夜间可以从牢内去厕所。但来到G座,通往厕所的走廊的铁丝网未围上,监狱当局便把塑胶尿桶塞进牢房。那时有位姓黄的战友较冲动些,他表示抗议,大家也附合抗议。官员不理睬,叫狱卒硬硬拿进去,并把门关上。黄战友愤怒地一脚把尿桶踢出去。这样,黄战友就被拉走个别监禁在隔离室。

  一场生死悠关的斗争就摆在大家的眼前!不斗争,这3位战友一年半后,可能会精神错乱,或就会死亡。只有坚决起来斗争,才能争得生存和部分自由权。当时,转到G座的部分战友强移向D座。经过讨论研究后,D座28位战友宣布展开无限期绝食斗争,以支援以上3位战友。G座剩下80多位战友,在通知家属后,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绝食斗争大会,在会上大家纷纷表决心,准备绝食到死。在次日会议中,大批的镇暴队,闯进牢房把一个个喊口号、唱歌的拘留者关押进了隔离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共有百多位战友参与了这场尖锐、轰烈的斗争。

  此时,钟战友的尸体已由中央医院领出,安放在人联党古晋总部。来的人越来越多,绝食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后当局引用卫生法令向钟战友家属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安葬钟尸体。於是,9月21日,钟战友出殡。四面八方起来送殡的人有两万多。钟战友的爱人李友娟获得释放,及准许钟战友的妻姨参加出殡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殡队伍的实际行动,凝聚了他们对反动当局的强烈抗议和对狱中战友的惦念与声援。

  安葬后绝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越来越多的拘留者家属齐集在政府大厦清愿,要求联邦秘书解决绝食斗争事件。人联党与社会各界公正舆论向反动当局施加了压力。一直拖到第十天,当局才答应拘留者的一些要求,例如:设立调查庭调查钟勇华的死因;允许拘留者在报上登挽词(附录三);答应装天花板、晚上9时入房等。监狱当局作了妥协,我们也结束了这场无限期绝食斗争。

  一星期后当天上午8点,数百名狱卒闯进A座乱搞胡拆,肆意捣乱一翻。十一点左右他们又闯进G座,同样乱搜胡拆,同样把书籍、簿子等拿走。当在第一房时,有个狱卒去拆某拘留者自己装订的一块床头木板时,这位愤怒的拘留者便一拳打过去,顿时围上来了十多二十多个狱卒拳打脚踢。警报大响后,外边的镇暴队冲进来,粗暴地把四十多位拘留者连拉带推的捉走,一路上打着去,拉进了隔离室。

  绝食斗争将近二个星期还迟迟未得解决,牢外的家属心急如焚,他们在政府大厦前静坐,并持标语,促当局予解决。他们还要求设立调查庭调查拘留者绝食时待遇,并要求将绝食之病患者送往医院检查。他们还声言,若情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将号召展开和平示威运动。报纸也每天刊登绝食的新闻与图片,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也给反动当局很大的压力。到了6月20日,监狱当局不得不释放王焕朝和林月明,同时也接受拘留者提出的一份备忘录(参考附录四)。

  敌人不甘心失败,下午一时半,大批狱卒、“残暴队”进入K座,命令在10分钟内要调走15位女同志到石灰牢去处罚。同志们手挽手,高喊口号与唱歌,抗议敌人的暴行。这些喽罗走卒就开始动手拉人,拉了好久拉不到一个。他们又用强力的自来水向同志们冲射,同志们退到室内去,他们又把水头射向房内,但还拉不走一个人。营长打吉星像发狂的野兽,向房内发射几枚催泪弹,瓦斯弥漫了整个牢房,同志们感到窒息难忍,眼泪直流。於是,她们就向室外冲去,但牢门被敌人锁住。她们只好用凳子把墙壁撞开,冲了出去。在混乱挣扎中,15名女同志终于被押去石灰牢监狱并受处罚。这些女同志遭受敌人的恶狠狠的毒打,有的身负重伤,有的被打昏在地,有的衣服被撕破,进行无耻的侮辱。

  到了石灰牢后,15位女同志就坚决宣布开展无限期的绝食斗争,要求敌人取消处罚,送她们回原来座内;要求撤换黑营长,惩办打手;要求改善物质条件。她们在石灰牢内高唱战歌,把斗争的消息传给J座战友,於是J、K、D、A、E、F、G等座380位战友陆续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就这样轰动的2.9无限期绝食斗争序幕揭开了。

  5.13事件后,敌人更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在统治下,群众运动呈现低潮,牢外的武装力量也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客观上显然对我们不利,敌人比以往更加蛮横无理,态度强硬,虽然杨国斯等代表多次跟监狱当局接触,仍表示毫不妥协让步。另外,在这次斗争中,离队或叛变革命人数多达100多人,占了参加斗争的总数四分之一强。这样,不但我们的力量遭到削弱,而且大大影响到大家的斗志与情绪。到了2月26日,拘留者除了被关在隔离室的几个被调回原座外,在没有取得其他什么成绩下草草地结束了。

  2.9斗争失败的原因:(一)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和骄傲自满。由于过去几场大斗争取得胜利,在思想感情上滋长着一定不健康的情绪,随之对形势的估量不客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低,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二)由于政治拘留者家属不能紧密地配合我们的斗争。基于敌人实行军事统治,禁止一切群众的集会、示威和言论。再说人联党有的上层分子暗中与敌人勾结,多方阻挠作梗。因此,家属的行动受到极大压制;(三)牢外,海口区二月正面对敌人的“巨网”军事行动,城市的干部也都暂时荫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牢外的革命力量无法紧密的配合牢内的斗争了。(四)由于敌人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新闻也被封锁了。故2.9斗争的绝食新闻无法在报章上刊出,无法在社会舆论上给施加压力;(五)在绝食斗争中,出现大批离队或叛变革命,动摇内部军心。加上牢外组织又命令我们应结束斗争,把工作重点转入巩固阵地。故斗争未能达到我们的要求的情况下结束了。

  从中我们应当吸取的经验军训:(一)当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开展斗争,我们的斗争要求应该少而低,且要集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斗争目标鲜明突出,不仅在宣传上有利也能避免敌人借口拖拉我们的斗争;(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牢内斗争还只能和平的群众斗争的性质,不应采取武斗,武斗不利於巩固阵地与实现我们的目标;(三)当环境不利我时,不要轻易开展斗争,要发动斗争,就必须有把握、有决心取得胜利;(四)2.9斗争暴露的我们不少的弱点与缺点,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强思想改造,积极进行组织建设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一天不喝水,人就干起来。第二天身体便发烧(人体每失去1公升水份,体温便升高摄氏0.3度),尽管绝水者睡在洋灰地板,赤上身仅穿件短裤,却热得难熬。第二天,就爬不起床。监狱当局看到情况开始严重,就跟他们9人中的代表谈判。当局答应如果他们停止绝水,就不单独监禁他们在隔离室,但不允许他们回A座。假如他们不答应,那末当局就强迫打水针。他们考虑到反对单独监禁在隔离室的目的已达到了,便同意结束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的最高形式的绝水斗争。

  大约1969年,林和贵曾对黄纪晓表示,狱中同志决心坐穿牢底还不够,更须有冲击牢笼的勇气。随后林决定出版《冲》的刊物,黄纪晓也曾为第一期的《冲》投一篇稿。《冲》出版后,传进了狱中,不过仅出两、三期而已。

  约于1971年,狱外领导通知狱中领导黄冠俊在当年中秋节期间,他们可能派人劫狱。狱中同志得到通知后,有动员做体能锻炼,准备越篱笆的短梯,麻袋等等。

  正当我们牢内经历了思想整风后,正准备在组织上整顿宗派主义,也正准备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时,1973年底,却不断有“和谈”的消息从牢外传进来,感到情况非同小可。

  牢内的领导针对当时的形势和谈判条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敌人在政治上的、反革命宣传还在加强力度,看不出有什么和谈的气氛。同时,事前政府和群众没有叫我们出来谈判,我们还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即使谈了未必对我有利,也不可能因此而扭转对我不利的局面。分析起来,我们认识不到有什么可以进行谈判的根据。

  大概二个月后,牢内领导收到洪楚廷的一封关于争求意见的信,并传达了外边的情况与政策。说大部分同志要停止武装斗争,信中还提到,狱中同志是否也可以通过谈判设法出来。尽管出现中苏严重分歧,国际方面正吹着修正主义之风,但东南亚各国的革命形势还好,印支三国人民的伟大斗争胜利在望。中国正在日益强大起来,国内武装斗争正在继续发展。而牢内也在做好思想准备,坚持斗争,迎接第二个奋斗目标。联系到理论和实际情况,都不可能理解提出“和谈”的根据。於是我们通知牢外,那不是什么“谈判”,而是向阶级敌人屈膝投诚。我们认为,一个人一支枪都不能交出去,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广大各族人民,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

  “和平”谈判确实已发生了,几百个武装人员陆续从森林撤出,数以百计的已交出并在对方监督下被销毁,整个形势已成定局。我们牢内还能做什么?老实说,牢狱战线的斗争不能脱离牢外战线斗争的支持与鼓舞,若牢外革命武装力量不强大,甚至发生严重的挫折,对狱中的打击是很大的,出现像1973年那样的严重事件,狱中的斗争确实很难坚持下去的。“和平”谈判对狱中的打击是最大的。多少个战友彻夜不能眠,饭吃不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感情挣扎后,才含着泪水踏出黑牢。

  年6.6斗争的协议书1. 普通患病之拘留者(重病除外),预先由高级医院助理医生检查,然后再由医生诊断,这项要求须经双方之同意进行。如有患病即可向有关方面申请,即可看医生。